中国科技考古学：一甲子，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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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1c2b6dbd6cbb3d99d5e1492bf7bf0073.png?imageView2/2/w/1260" /><img data-alt="" src="//img.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27b97e0adef89da0683a4ff71cafe145.png?imageView2/2/w/1260" />“通过几十年的共同努力，碳14测年技术不断改进，从气体法、液体法到先进的加速器质谱法，精确度、稳定性、样品数量、人员素质、普及规模大幅提升，解决的重要难题数不胜数，让我们这些早期从业者驻足兴叹，兴奋不已！更令我想象不到的是科技考古的发展和发扬光大，从当年微不足道的辅助，到如今替代了许多传统技术的应用，考古能够发现的古代实貌，越来越多。很幸运，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好时代。”2025年末，“传承与创新：科技考古学科六十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召开，96岁高龄的学者蔡莲珍发出这样的感慨。作为中国碳14测年技术的开创者，仇士华、蔡莲珍这对学界伉俪，亲历并见证了中国科技考古学60年来从“学术荒原”到“学科前沿”的飞跃。1955年，仇士华、蔡莲珍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因成绩优异，被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选中，双双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从事原子能研究。彼时，在大洋的另一端，一种崭新的科技考古方法——碳14测年技术正在被广泛运用，掀起了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国内最先关注到这一技术，开始为建立中国自己的碳14测年实验室四处奔走。于是，在时代与命运的安排下，这对年轻人的人生轨迹拐了一个弯，从此踏上另一个方向。1959年，仇士华、蔡莲珍调入考古研究所，开始了艰难的实验室筹建。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无法与国际学界交流，许多仪器、元件国内没有生产，他们就自己设计、自己加工。金属焊接、玻璃吹制、裁剪硅钢片、绕制变压器……两人“几乎是用手工作坊式操作”，完成了现代先进技术才能完成的任务。1965年11月，首批碳14测年数据由考古研究所发布，标志着实验室成功建立。从此，中国的史前考古研究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这一重要时刻，也成为中国科技考古学科的开端。而对许多科技考古人而言，一甲子中第二个值得被铭记的关键节点，恰在30年后——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实验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科技考古研究的机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考古的类型学、地层学，已经不能解决考古现场的很多问题。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国内的学者看到了中国考古学与欧美日等地区之间的差距，产生了强烈的变革需求。于是，考古研究所在原来技术室、实验室、人骨组和动物骨骼组等研究部门的基础上成立科技考古实验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认为，这实现了科技考古研究从“分散探索”到“系统整合”的跨越。在动物考古学家袁靖、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等一批留学归国学者的推动下，科技考古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实践，迈入蓬勃发展阶段，一大批年轻人在这一阶段迅速成长。动物考古研究古代社会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动物在古代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植物考古探索中国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脉络，找寻作物传播的路线和机制；人骨考古厘清中国境内古代人类的演化脉络，复原不同历史阶段人群的健康状况、生计模式与社会分工；数字考古引领最新空间信息技术革新，揭示史前治水面貌；环境考古重建古代聚落的环境背景和人地关系模式；古DNA研究破解人种和族群关系；同位素分析追踪人与动物乃至金属器物的迁徙、交流、传播途径；冶金考古复原青铜冶铸工艺；玉石器研究揭示古代玉料石料的加工制作工艺与文化内涵……科技考古的学术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国家重大项目提供了坚实支撑。202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挂牌，重组18个子实验室与5个联合实验室，构建起涵盖多领域的全链条科研体系。多年的深厚积累、辛勤耕耘，终等来满园花开。新时代以来，中国科技考古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在多个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古DNA领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关于东亚现代人起源、分化和融合的研究填补了多项空白，为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带来新的证据和思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宁超团队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首次确证存在史前母系社会。通过同位素研究，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胡耀武团队还原了“舌尖上的古代中国”，反映了古人食物结构的变迁及其对人类演化产生的影响。环境考古的系列进展，揭示出中国古代不同地域环境的变迁过程及其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数字考古领域，三维重建、数字建模、扫描电镜、X光、CT扫描等广泛应用于考古学，技术与方法已领先于世界……而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的科技浪潮下，科技考古的涵义也正在不断刷新。“当年我们认为的科技考古，现在已经变得不那么‘科技’，比如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已经成为常规考古项目，这是极好的事，希望将来，我们所有的科技考古都能成为常规。”赵志军指出，“近些年尤其是这两年，科技正在进行新的‘跃进’，年轻一代的科技考古人一定要抓住新趋势。”回首过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辉认为，虽然科技考古学科刚刚走过60年，但自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起，科技就从未缺席。而在袁靖撰写的《科技考古百年大事记》中，同样将科技与考古的相遇上溯至上世纪20年代：“1920年开始，从事化学史研究的王琎率先对古代金属进行化学分析，探讨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这是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主动介入到考古学研究之中，可以视为中国科技考古形成期的起点。”“科技本来是考古与生俱来的。但因为学科划分，一度把考古划为文科，导致考古和科技两张皮，现在两者的融合是应有之义。”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昌燧期待，未来会有一批文理贯通的考古学家涌现，从而彻底打破文科培养考古学家的格局。六十载砥砺前行，从初创时的攻坚克难到现在的稳步深耕，走过一甲子的中国科技考古学，步履愈年轻。当前，中国考古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与考古的融合也迈入了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新阶段。在所有考古人的努力下，科技正成为破解考古难题、拓展认知边界的更强动力。 </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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