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问携程亲子园事件:是极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

2017-11-09 10:21:00 解放日报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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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起极端个案的处理,会直接影响这一模式的生存前景。托幼服务短缺的大背景下,“好经”如果念歪了,矫枉过正之后,受苦的终究还是社会公众。上海携程托幼所老师疑似殴打孩子并喂芥末。看过视频的家长,纷纷表示这样的行为“令人发指”。

  原标题:四问“携程托管亲子园”事件:“无良”早教机构,究竟谁在管?

  解放日报评论员 谢非君

  但光有情绪发泄并不解决问题。稍稍了解一下目前幼托机构的注册情况,就会发现,要杜绝“我们的宝宝太可怜了”的境况,并不是靠口水就能实现的。

  令人发指的行为,直到家长调取监控录像时才发现。携程目前对外公布的最新消息称,这是一家完全交由第三方早教机构管理的亲子园,该机构具备相应的早教资质。但恰是那一句“相应的早教资质”,看似符合规定,其中却大有玄妙——

  亲子园容纳上百名幼儿,老师和管理人员也有多名。即便是单个老师行为极端,那么众目睽睽之下,其他的老师和管理者是长期没有发现,还是发现后视若无睹,甚至包庇纵容?

  这个具有“相应的早教资质”的机构,是否在承接亲子园时就明确相应的监管义务,并在运营过程中切实履行了监管义务?

  因为偶然调取录像而被披露的这起个案,究竟是一起孤立的极端个案,还是一种普遍现象,有更多类似事件隐而未发?

  极端个案之后,企业的紧急处理是否足以触碰核心问题,又能否让这一本属于创新的举措继续生存下去?

  每个问题,都属于公众关切,需要监管方、运营方用详实的调查作出回答。

  在公众的心目中,围绕孩子无小事。越小的孩子越需要得到细致照顾,这是基本的社会共识。但殊不知,我们对于亲子园的期待本身,可能就有偏差。

  现阶段的学前教育机构,多处于灰色地带。它们承担教育功能,但其本质是商业企业。据一位长期从事早教行业的业内人士介绍,国内的早教培训一直有很大的缺口,但由于教育资质的托儿所很难申办,大部分都是走工商登记渠道的企业,其比例超过90%。

  这些企业的经营行为受工商部门监管,但其教学内容、师资和环境等问题,却没有明确的监管方。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早教行业的责任心纯属企业自觉。

  由资本主导的早教企业,无论是存在于纯市场化的商场,还是通过与大型企业对接的方式作为其员工内部福利存在,终究都是面临租金、人员成本的压力的商业企业。一旦有了前期投入,投资方都是先谈利润回报率,然后才看客户满意度。即便一些有良知的企业会对从业者制定要求,但在生存压力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很难有人真正去关心这些细节问题。而这时候,就是需要监管方出场的时候。

  学前教育不是不能走市场。相反,要满足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缺口,类似携程亲子园这类购买服务的模式,本身是值得复制推广的大方向。但问题在于,学前教育因其涉及低领儿童,又涉及教育,就不能完全依照单纯逐利的简单市场化方式运作,而应当在正常市场监管之外再加入必要的特殊监管,以确保其服务质量。

  这不能只靠企业自觉,更要靠社会多方介入。在携程亲子园一案中,涉事托管机构的资质就存在多重疑点,而这些显然是在其进入市场伊始就需要把控,并在运行过程中需要时时监控的。

  这种把控涉及相关企业的方方面面,从目前看,最突出的还是师资问题。

  在国外,很多托班就是社区内的全职妈妈,她们在家照顾自己的小孩,觉得还有余力,就会去完成一个能够从事幼儿照看资质的考试,然后基于社区就职一个托育机构。这样的机构规模不大,但全职妈妈们很有爱心,也有基本的职业素养。

  和国外模式相比,国内的早教机构规模并不小,但出于成本考虑,民办幼儿园、早托班对老师要求较低,不少老师甚至是“半路出家”的其他人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难谈道德感,社会各方对此则缺乏足够监管机制。

  此番引发巨大争议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是监管真空的一种爆发,而要根治问题,显然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方面,尤其是这些机构组织的培育方、托管方即刻介入,予以根治。

  当然,仍然需要强调的是,携程托幼所这种模式的本意是好的,对缓解员工的婴幼儿照顾难题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而这起极端个案的处理,会直接影响这一模式的生存前景。

  托幼服务短缺的大背景下,“好经”如果念歪了,矫枉过正之后,受苦的终究还是社会公众。

责编:陶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