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汽车/ 科技/ 数码/ 游戏/ 留学/ 财经中心

我在深圳南山写代码:是在改变世界还是养家糊口

2018-01-29 09:27:00 澎湃新闻 分享
参与

  记者 沈文迪 实习生 王倩

  2017年12月30日,欧建新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深圳沙湾殡仪馆举行,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随后艰难地在火化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天前,这位研发工程师从他就职的中兴公司通讯研发大楼26层跳下,结束了自己42岁的生命。

  这是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心的一幢地标建筑。在它的周围,还聚集了众多创业公司,多数与IT相关。南山区有144家公司上市,资本厮杀的战场上,横空出世的黑马和幻灭的神话总是同时上演。

  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程序员,汇聚在南山科技园70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他们像专业化的螺丝钉,推动高速运转的机器,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也改变着他们自己。

  代码改变命运

  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方向一角,在过去38年里,它随着整个经济特区一同,矮屋变高楼、农田变大道、小渔村变大都市。很难说,南山科技园、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三者谁才是“中国的硅谷”。

  由南向北进入南山科技园的标志,是深南大道和大沙河的交汇处的一座沙河大桥,桥身上设计了镂空的1与0的数字组合,也有人称之为二进制桥,意味着通往计算机之路。

夜晚的沙河大桥。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实习生 王倩 图

  柳莹来到深圳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的命运会和一串串代码联系在一起。这个1992年出生的姑娘来自湖南怀化,大专学的是服装设计。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曾是她最爱的一门课程,她喜欢用一根根线条勾勒出模型的感觉,这也成了她当时找工作的方向。

  但当满怀期待的她跟随学校大巴来到实习基地时,她看到的是冰冷的铁门,荒凉的工厂,拥挤的集体宿舍。

  走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传送带上是一个个待折叠的纸盒,两边的工人阿姨将纸盒拿起、折叠、放下。除了这个机械的动作之外,她们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当时我的心就凉了,我以为会是办公室设计之类的工作。”随后的一周里,她也不停地重复着这个单一的动作——拿起、折叠、放下。每天让她疲惫的不是站着工作八小时,而是枯燥麻木的工作给她带来的无力感。那几天,她几乎没说过话,除了上工,她哪也不想去。

  一周后,她哭着打电话给父亲,想要回家。在得到父亲的支持后,她工钱也没结算就逃离了工厂。

  这次实习经历,似乎让柳莹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

  毕业后不久,她的表哥在深圳南山打来电话,得知了柳莹的情况后对她说,要不你也来南山吧,跟我学写代码。

  那是柳莹第一次听说代码和编程,第一次听闻程序员这个职业。上学期间,她都没有过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但柳莹想,反正自己不喜欢当时的工作,去就去吧。

  可这一去,她什么也不会,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学。

  当时表哥留给了柳莹一台陈旧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她能学的东西也很有限,“Java后台太复杂学不来,做UI美工我没底子,只能学前端开发”。

  每天表哥上班后,柳莹就一个人在狭小的出租屋里自学。她对着电脑看着视频,一点一点走进编程的世界。

  对她来说,零基础学编程要吃很多苦。由于写代码要用到不少英文词汇,而她的英语很差,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抄写。好在用的多了,自然也就学会了。

  柳莹回忆,自己有时学累学腻了,也会聊天逛网页。被表哥知道后,断了她的网,只留本地视频给她看,这让柳莹的焦虑感骤增。

  吃住全在表哥家的柳莹为了减轻负担,有时还会去帮着朋友看店。每个月赚几百元,虽然不多,但她至少吃饭的钱有了。

  时间慢慢过去,她始终处于一种迷茫和焦虑的状态中,学了真的就能找到工作?

  这样的疑问持续了三个月,有天她终于沉不住气问表哥,“我能不能去上班了?”表哥打心眼里觉得,她学的那点东西自己压根看不上,但还是让柳莹试着投投简历。

  接下来就是撒网式投简历、跨区域面试的过程。

  十家公司里面能有两家回应她就很开心了,虽然第一份工作的月薪仅有3500元,但至少能够租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开始赚钱养活自己了。

  三年过去,如今柳莹的月薪也过万了,这个水平在行业内算不上优越,仅仅是一线的普通码农,但对她来说,命运早已在那三个月发生了改变。

  她时常会想起那天从工厂里逃走的情景,也会怀念在表哥的出租屋里夜以继日学代码的日子。

柳莹的工作常态。 受访者供图

  “风口上的猪”

  在某搜索引擎上输入“程序员”三个字,结果的前几条都是与编程有关的培训广告。为了摆脱贫瘠的生活,不少年轻人通过参加培训班进入IT行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6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以63578元的年平均工资占据了收入榜首。

  这似乎是程序员的最好的时代,也可能是最坏的。

  柳莹回忆,2015年,她曾经上午从一家公司离职,下午去另一家公司面试,第二天立马就可以上班。光2017年,柳莹就换过三家公司,一家破产,一家老板跑路。

  一面是资本的热流涌动,另一面是创业公司的骤生骤死。进入IT行业六年,雷大同形容一路“摸爬滚打”。

  1990年出生的他来自湖南,虽然只有高中学历,已经称得上公司里的“技术大牛”。

  这位“大牛”最常的打扮是,上身一件穿旧的深色短袖,下身牛仔裤、皮拖鞋,看起来貌不惊人。他住在南山区西侧宝安区的一处城中村内,狭窄喧闹的街道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农民房”。

  农民房的说法来自于改革开放后,当地人修建了许多简陋的房子用于出租。这些房子显得陈旧而又拥挤,被称为“握手楼”,意思是两栋楼挨得很近,楼两边的人甚至可以握到彼此的手。

  雷大同和一个老乡合租在一栋农民房的顶层,狭小的空间里摆满了衣物、箱子、自行车,25平方米左右的屋子里不大能找到下脚的地方——很难联想到他的年薪有25万。

雷大同的屋子 受访者供图

  上学时爱玩游戏的雷大同在高中毕业后去了一家游戏公司。当时“年少无知”的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不上大学,一个月挣4000,四年下来你想想有多少钱?”

  他的工作并非是开发设计,而是测试。“他们设计了一款游戏,我就负责玩,玩出bug给他们修复。”

  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份看似轻松愉悦的工作,但雷大同说,他熬了不知道多少个通宵。

  每当游戏上线或发布新版本之前,所有测试员必须通宵达旦地作业,从早到晚重复着机械的动作,只要一两天就会失去玩游戏的乐趣。

  为了节省人力,更高效地进行测试,有人会用脚本让机器自动测试。雷大同也开始跟着学,他心里明白,不学这个,工作就干不下去。

  2011年,在某天凌晨加完班后,雷大同泡了一杯柠檬茶,喝了几口就睡了过去,等醒来他感受到剧烈的胃痛袭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天后他才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慢性糜烂性胃炎。

  “我上网查了一下,这是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导致的。”雷大同说。

  从那时起,雷大同就慌了,随即辞职,回去开始自学后端开发。每天他什么也不干,早8点睡醒了就开始看视频,一直看到晚上9、10点。

  回忆起那段日子,雷大同说,纯粹就是没钱吃饭,又不想问家里要钱,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赶紧学好,毕竟之前的收入也不多,想靠这个来改变自己的生活。

  好在写过脚本的他有些基础,一个月内就把整个Java语言过了一遍。然而等找到工作后他才发现,程序员的工作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很多。

  雷大同说,有些互联网公司属于宽进快出的类型,每次招七八个人,最后只留下一两个。为了留下,整个半年他都在加班加点,上班没做完的工作他带回家继续做,那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拼搏岁月。

  雷大同信奉小米创始人雷军的一句话:站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不少人认为,创业找对方向就能赚钱。而对于就业者来说,选对行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雷军还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风的时候,猪怎么办?”

  雷大同说,雷军前面那句话没说完,“猪都可以飞得起来的台风口,我们稍微长一个小翅膀,肯定能飞得更高”。

  这个“小翅膀”,对雷大同来说可能就是夜以继日的努力,还可能是一纸文凭。

  云栖社区做过一份《2017年中国开发者调查报告》,发现中国开发者中58.6%的人是本科毕业,21.8%的人专科毕业,11.9%的人硕士毕业。

  像雷大同这样的高中毕业生甚至没挤进调查样本。2017年,他参加了成人高考,就是为了让工资“赶上”自己的能力。

  他能明显感觉到,近几年当“风口的风”没那么大时,公司招聘开始设置门槛,要求具备一定学历。有次他去应聘,HR过了,技术顾问过了,部门经理也同意他加入团队,但简历一到老总那发现学历是高中,最后还是将他拒之门外。

  这个时候,他特别后悔当时算的那笔账。“现在来看,还是算亏了。”雷大同苦笑着说。

雷大同走在狭窄的出租屋楼道。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没加过班的程序员不是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雷大同也许有些悲观,学历之外,一些创业公司仍然看重程序员的工作经验和自学能力。当然有时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加班?”

  凌晨时分走在南山科技园的街道上,一座座大楼早与黑夜融为一体,但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日光灯把办公室照得格外清晰。在南山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大楼下,出租车一辆接着一辆,即使是在凌晨,他们也不愁拉不到生意。

  2017年最后一个周六,印小龙仍然早早起床坐上地铁。公司最近项目赶得很急,他已经连续加了好几天班。

  好在周末的地铁并不像往常那样拥挤,印小龙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小时路程内,悠闲地靠在车厢栏杆上,听着歌刷手机。

  换作2015年那会,他压根不敢这么悠闲。

  印小龙本科毕业后来到深圳,目前就职于一家智能家居公司,年薪30万。虽然才28岁,但他看上去已经有些发福。

  印小龙说,自己其实是一会胖一会瘦的。“加班的时候会坐很久,作息也不规律,很容易就胖了。”但如果他有时间,他会疯狂地打羽毛球、跑步。

  之所以会这么做,因为这两年的加班生活已经让他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体。

  在大学里,计算机只是他的第二专业。所以当进入到IT行业时,他发现当年学的东西和工作实际出入很大,还要重新学。

  “醒着在敲代码,睡了好像还是在敲代码。”印小龙如此形容自己刚入行那会的状态。文科出身的他认为自己学得很慢,“比如同步模式Synchronous这个单词自己怎么也记不住,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抄、背。”

  那时候,他一边上班一边学习,最忙的时候一天就做三件事——看、写、敲。饿了就随便吃点,熬到太晚澡都不洗就睡了。等到突然冻醒,“哇,天都这么亮了,赶紧起来洗脸敲代码。”

  对于程序员来说,加班也分情况。

  有的加班实属无奈,比如新产品、版本上线,或者开发的产品出现了不可控的问题需要紧急修复,用户等不起;比如在芯片工程行业,眼看硬件就要投入量产,物料、人力都已经就位,此时软件出现了问题,所有工程师都要加班加点,制造商等不起。

  还有一种情况,公司为了追求利润,直接绕过技术组的意见盲目地和客户商定交货日期,这“坑”的就是程序员。

  2017年6月,印小龙所在的公司接到了一家500强企业的订单,整个领导层十分激动,决定一定要做好“这一票”。

  项目越早交付也意味着利润越高。所以公司与客户商定,20个工作日后交付产品。

  但后来印小龙才发现,这个项目以他们团队的能力来看,至少要做两个月。然而公司方面不愿意浪费这次大好良机,在项目立案当天,领导召开了一个激情澎湃的鼓动会,希望所有人咬牙完成任务。印小龙说,这叫“打鸡血”。

  项目开始后一周,所有人都在头脑风暴、框架搭建,团队每天都在讨论,如何突破各个功能需求。就好像在写作文之前打草稿。

  但写一篇作文需要花60分钟写完,此时已经有20分钟用在了构思上。能力强的团队剩下40分钟争分夺秒也能完成,但对于印小龙的团队来说,这实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此时公司的一位上级主动开始加班,并要求下属团队每天至少加班到晚上十点。

  印小龙并非吃不了苦,他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但当时他的妻子临近生产,他想有更多时间陪在妻子身边,便向上司提出拒绝加班。

  上司听了很生气,“这可是一家500强企业的订单,做好了对我们公司的发展很有帮助,你们为什么不加一下班,加班我们也给你们补助啊?”

  印小龙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此时一位同事抢在他之前回道,“你要觉得我做得不够好,开除我就是了”。

  印小龙此时明显感觉到上司情绪不对了,但那位同事手上握有法国的一个项目,上司也不敢说开就开。印小龙赶紧半开玩笑地缓和道,“我们都累了几天了,回去跑跑步运动一下,不然命都没了怎么写代码?”

  上司沉默了几秒后说,“是啊,身体重要。像我就落下了胃病的毛病,一发病,什么都干不了。你们以后要锻炼啥的不能加班,提前和我说一下。”

  最后,项目的工期还是延长了,印小龙还是加班了,只不过没有加得太晚——公司内部有个“铁律”,只要以运动的理由拒绝加班,上司或老板都会默许。

责编:李文瑶